又因：生命权是爱己、利己的基础，推出生命权是一切利益的根本，所以最大的惩罚就是剥夺别人的生命权。
因而墨家之法杀人者死，是为了每个人都减小被人杀死的风险，是为了最大程度的爱己，所以墨家之法杀人者死，是为仁法。
这一切论证的前提，又源于“人无分老幼贵贱，皆天帝之臣，故人人平等”，由此可证，世卿贵族的“生命权”，等同于庶民工商的“生命权”，故而“刑不上大夫”的说法，违背了“利己”原则，即为违背了墨家的“仁”，因而儒家不仁。
由上所述，可知公共权力和公共意志，是为了让每个人在“兼”这个概念下最大程度的利己，而法律从“上古时代，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基础上由“同义”的公共意志转化而来。
由以上仁为爱己、集众为义、义为爱己从而利天下、人皆平等、公意公利即为法等内容，可证“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是法家的说法，但这个没有论证，而是结论，是基础。
墨家通过一些列的论证，得出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结论，从而更加有说服力。
当然，以后来人看，无论是“上古之时，十人十义、百人百义”、还是“于是选贤为天子”、“集众义以成法”、“舍小利而谋大利为上古义法之始”等等这些，全都是……历史唯心主义。
全都是一种虚构、一种假设。包括公共意志等等这些，都是虚构，虚构了一个上古时代的情况，以不变的，此时的“人”去推测当时的时代。
但凡这种有些神秘莫测的推测，想要存在，必有其基础，而这基础又需要立足于物质的现实。
这种现实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周礼崩解、世卿贵族开始落败、市民中的工商业者在城市有了一席之地、泗上、齐鲁、三晋的私有土地改革，使得出现了这种信奉、喜欢、认可这种幻想理论的阶层基础。
换而言之，墨家的这些理论，是为一个阶层代言。
当随着贵族封田、人身依附的法律关系在泗上、宋国逐渐解体，这世上在泗上、宋地出现了两种新的“人”，这里的人指的是社会关系的“人”，而非另一种概念的“人”。
一种人是名义上的自由、摆脱了礼法宗法关系下依附的农奴身份的人。他们自由，他们独立，他们不再是贵族封田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独立、自由则因为“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在作坊做工因为不做就要饿死、在农田佣耕因为不做就没得吃的自由而并不自由。
第一种人，因为铁器、牛耕等生产力的发展，生活生平胜于之前的贵族分封、铜石并用的时代，所以仍旧带有“努力劳动以得织机、土地，成为作坊主、土地主”的幻想，并且还远不到破灭幻灭的时候。
另一种则是拥有土地、少量生产资料、手工业者、自耕农、大作坊、大商人等，既摆脱了宗法关系的人身依附、地位不等，同时又以货币为媒介将每个人独立的和其余人联系在一起的一部分人。
他们受制于宗法制，对于宗法制深恶痛绝，处在一种新生、且足以迸发出强大力量的初始之时。
墨家的这些说法，自然是后一种人的代言，而且这些人此时拥有足够的人口、力量、金钱，他们需要相信，并且想要相信墨家关于法、义、仁的新解释和新说法。
这是一种非科学的、虚构的、有很大历史唯心成分的学说。
想要推翻这种学说，需要否定“上古自然之世人不同义”、“人皆天帝之臣人人平等”、“人人求利是天帝赋予人的本性权力”、“人人趋利避害是本性”等几个问题。
那么，这种否定足够简单、足够有煽动性吗？自耕农同意吗？手工业者同意吗？商人同意吗？作坊主同意吗？已经凝聚在一起的墨家同意吗？
若是站在贵族世卿的角度反对，那么双方都唯心，都不科学，就看哪家信得多，谁把谁干趴下。
若是站在之前说的那些雇工的角度，从科学上论证这不对，那证明天下已经远非此番模样，代言这些阶层利益的墨家已经不再是变革的驱动者，那么此时的敌人也早已经化为枯骨，适也就没必要苦心孤诣地篡改墨家的学说，早投身另一边去了。
现在没有第二种可能，那就只能靠暴力，那就更简单了。
看是庶农、手工业者、商人、墨家的意志让世卿贵族和王侯服从，还是反过来王侯世卿大夫的意志让庶农、手工业者、商人和墨家服从。
这一切论证、理论、合理性、阶层代言，都完全不同于法家的法的基础，也不同于儒家的礼的基础，而是墨家自己的另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
可能在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个结果上，能够达到和法家近乎相似的结论，但本质上则是完全不同的推论过程，或者说法是结论还是起点；法是众人之利、还是君之私器的区别。在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件事上，也堪堪算是《周易》中所言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但是墨家的这一切，与儒家的理论都格格不入，与此时天下的主流说法也完全是另起炉灶。
所以，若论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吴起说墨家之法与秦地之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适可以点头表示同意。
以墨家的辩术，这就像是不能说因为羊是白的、雪也是白的，就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