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战争打的如火如荼时，中原地区也迎来了东汉的灭亡序章――诸侯讨董。
在此要阐明一些真实历史。首先，历史上号召诸侯共讨董卓的人，并不是曹操，而是乔玄族人桥瑁。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英雄记》中有详细记载，“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董）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而在《三国演义》中却将此事写成了是曹操所为，很有可能是为了突出曹操的枭雄姿色，以及刘备的仁慈鲜明。由此也可见罗贯中很有可能是故意的在“丑化”曹操。将曹操描绘成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狠角色。
其次，历史上参与讨伐董卓的讨董之战，并没有“十八路诸侯”这么多。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除了曹操于中平六年（189年）十二月率先起兵之外，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同时起兵的有十个州郡长官：其中有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另外据《后汉书·袁绍传》，参与讨董的有十一家，如果加上曹操也就十二路诸侯。比《武帝纪》中所记的，多出广陵太守张超（张邈之弟）。此外，《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明确记载了，长沙太守孙坚参与讨董之役的经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后汉书·袁绍传》之所以未提孙坚，可能是因为孙坚当时对袁术有某种依附关系，《后汉书·献帝纪》就有“袁术遣将孙坚与董卓将胡轸战于阳人”，“袁术遣将孙坚攻刘表于襄阳”的记载）。综合以上资料可知，历史上联合讨伐董卓的诸侯，总共有十三家。《三国演义》在这十三家之外，又增加了五家：北海太守孔融（毕竟孔圣人的嫡系，怎么能不参加如此正义的战争）、徐州刺史陶谦、西凉太守马腾、北平太守公孙瓒、上党太守张杨（这些人的加入很可能是为了以后的战事做铺垫，否则刘备的发展史便太过苍白）。其实，历史上的孔融此时虽任北海相，但因忙于对付黄巾军，并未参与讨董之役；历史上的陶谦此时虽任徐州刺史，但当“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时，陶谦却“遣使间行致贡献”，并因此得到犒赏：“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自然也与讨董无关；
真实的历史上，马腾早在汉灵帝末年便与边章、韩遂等起事于凉州，反抗朝廷，直到初平三年（192年）才接受招安，任征西将军，根本不可能参与讨董；而当时的公孙瓒此时以奋武将军身份领兵屯驻右北平郡，对付乌桓、鲜卑武装，也不可能参与讨董；至于这个龙套张杨，此时仅率一支数千人的兵力，流动不定，尚未成为一镇诸侯，后来才被董卓任命为河内太守，当然更不算讨董联军中的一家。
再次，历史上的刘备与讨董之役的关系，仅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中有这样一句：“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而《先主传》正文及《关羽传》、《张飞传》均无一字提及此事，可见刘备等人当时地位卑微，仅仅是追随他人参与讨董，在整个战役中并未建立什么值得称道的功绩。
对于现在的刘备说法，基本都是在宋元以来的通俗文艺中，最早早已出现“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的说法，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虎牢关三战吕布》，均写到“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而且还把刘关张写成战功最为卓著、最引人注目的英雄。而此次战役未能成功的原因也并不是诸侯心不齐。
首先，当时联军在酸枣会盟的时间是初平元年（190年）正月，此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突然有许多人马聚集在一块，军粮供应就是个难题。由于联军首领大多缺乏自身积累，大部分人只能靠作为“东道主”的冀州刺史韩馥、陈留郡太守张邈提供后勤供应，他们二人显然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也就是说，面对总兵力10万左右、以骑兵为主且久经战阵的凉州军，关东联军不仅在素质、装备和后勤上没法比，就连数量上也不占明显优势，凉州军在守、关东联军在攻，攻守之势也有利于凉州军。
这就是刘岱、张邈、张超、桥瑁等人每天“置酒高会”、“莫肯先进”的原因，不是他们成心耍滑头，而是他们知道根本打不过。
曹操也在《嵩里行》中写“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但当他联合鲍信率先出击汴水时，却被徐荣杀得一败涂地，上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应该此时的曹操没有张邈等人清醒和明智。当时真正的实力派是徐州的陶谦、幽州的刘虞和公孙瓒、辽西的公孙度、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焉，他们都手握重兵，倒是“众各数万”，占的地盘也都很大，他们如果一块参加会盟，董卓恐怕连放手一拼的信心都没有了，没准会乖乖退回凉州去。可惜他们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关东联军，但也没有参加会盟，他们仍然尊崇洛阳的天子，表明他们事实上在给董卓站台。
他们的态度之所以与袁绍等人不同，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定实力，是既得利益者，对他们来说保住已得到的利益比冒险更明智。
虽然号称有“十八路”之多，虽然英雄如虎、猛将如林，但实力远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