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驳议的内容、焦点及其起因，与其说是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或对策战略，毋宁讲就是一种行动规划罢了。所谓“行动规划”，就是于采取某种必要行动之前，首先进行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要求凡提出任何谋略方术者，不但要求说明理由，还要排查质疑问题，最终目的就是一旦获得采纳，不单能够即刻实施，尚且能够保证卓有成效的长治久安。因此，驳议制度作为保障王朝宫廷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和大政方针，其不单单苛求谨严务实，更需要在实施之中张弛有度。所以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客观必须全面考虑的宫廷议对或群聊驳议，其中凡能够成为各色人等基本认同的理论依据，首推一举的必定是经书典籍。因此之上，凡驳议文章中的例举稽查，也就是将以往的历史性经典故事，变通成为今天的经验教训，进而也就要求在举例说理时候，贵在抓大放小、有的放矢……这就譬如伐木，目标直奔树木主干，不必费神细枝末节。那么落实到文辞造句方面，务必简洁明白，忌讳花里胡哨。若再进一步具体解说，凡议论祭祀，首先要熟悉礼仪存在的形式及其理由；凡论说军事，务必先要知道如何练兵；凡分析农业，起码应该熟悉稼穑农耕；凡断狱诉讼，更需要真正精通法规章程。唯有如此，无论面对何种方式方法的驳议，或言辞或笔墨，才能标本清晰，才能突出重点，才能文辞简约，才能保证义理周正，才能应对自如。在这里还需要提醒的是，像驳议制度下的奏议，其中真正展示智慧才华的地方，应在于尽可能用简单、明确、快捷的语言来表达个人的思路和提议，而不是通过华丽辞藻或繁文缛节来卖弄自我的博学多识和才华横溢。所以说，必须推崇以核心思想显著明确为其美妙，坚决摒弃以语句辞藻深邃隐晦为之奇妙……这才是“议”作为一种文章体例式的刚要所在啊。否则的话，如果长篇大论都是支离破碎、穿凿附会、思维奔逸的舞文弄墨，那么这里面事实越多就会越模糊不清，即便这里面拥有真正非常深刻的道理论证，也必定会埋没在繁文丽句之中啊。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就有两则故事，格外发人深省。其中一个，讲述的是秦穆公将女儿嫁给晋公子，由于嫁妆太过丰盛，仅是随嫁的婢女就有七十多人，以至于晋公子贪恋婢女而冷落了公主；另一个也就是家喻户晓的“买椟还珠”了。比较这两则故事，虽然后一个看似更加愚蠢至极，但是两个故事的根本错误，其实一模一样。他们都是忽略根本目的所在，忽略了喧宾夺主终会导致本末倒置的不良后果啊。
文体中的“对”又是什么呢？单论通常在奏本中经常使用的“对”，一般指的就是对策和射策。对策是应诏陈述较大的政治谋略。射策是通过具体事例，应诏出谋划策，或说献计献策。其二者共性精要之处，都在于应对时必须要直指要害，要求如同一剑封喉一样。两者在名称上，虽然略有细微差异，但都隶属“议”的文章体例。古代帝王，在选拨人才时，主要考察的往往还是语言表达能力。所以到了西汉孝文皇帝中期，完全敞开了“举官选贤”的大门。当时，晁错就是以《举贤良文学对策》一文，而拔得头筹。到了汉武帝时期，朝廷选贤任能更加旗帜鲜明，像对策的第一名者，便可以提拔任用，而射策进入甲科者，准予授官入仕。显而易见，在当时的这样一种策士制度，才是刺激人才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的重中之重啊。回头再看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其中借鉴古代教训引领现在未来，其间措辞十分精炼，而且思辨简洁通透，其之所以能够名列前茅，确实名副其实。另外，再看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其中灵活引用《春秋》经典，并依据阴阳演变，来评说时代变迁，之所以文繁理多，反而不显得芜杂晦涩，关键在于深入浅出且环环相扣。还有公孙弘（公元前200-121年字季齐地薛人布衣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举贤良对策》，尽管义理宽泛并没有锐意直陈，但语句简约而不离主题，兼有情景交融的特点，所以当时考官将其列为下第，而汉武帝亲自提升为第一。至于其他者，像西汉成帝时杜钦的《举贤良方正对策》《白虎殿对策》，尽管看似简单直白，却切中时弊而贵在务实，应属于有感而发，而与舞文弄墨无关。东汉时鲁丕的《举贤良方正对策》，言辞简朴爽朗，因气质儒雅而独中高第。以上五家，在议对文体中，应算是杰出代表吧。
步入魏晋以来，文风崇尚艳词丽句。像议对这种奏本，原来就侧重于实质内容而不拘谨于外在形式。所以时尚之下，若使用文辞富丽来表达事理道义，显然有失偏颇了。因此到了晋元帝时，一般秀才孝子不但都不愿意参加策试，甚至进入考场的应试者，有的竟然谎称生病而不敢对答。在如此社会环境之下，优秀作品也就更加难得一见了。据说在汉成帝鸿嘉二年，当朝廷宴饮博士时，便有野鸡飞临殿堂。而在晋成帝咸和六年，正值大殿策试秀才之际，偶见獐鹿出现堂前。如此异象怪事，神谕的只能是选拔人才内部必定存在失当之处吧。
归根到底，驳议侧重辨别是非，贵在各抒己见；对策关键弘扬道德，目的正大光明。其二者都需要精通政治权谋，所提出来的对策方略，究其根本必须符合经济实用。因此在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