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延潮闻言淡淡笑了笑，至于毕自严则是一副惜字如金的样子。
李汝华自不会理会毕自严，而是道：“下官即将赴任南京，临行前拜读了阁老于新民报上所言深有所获。”
“下官窃以为朝廷之政本在士，在农，在工，在商，四民平齐，不应当以何为轻以何为重。以往重农抑商，太过偏废。宋朝时朝廷税入大半在于商税，农税次之，而到了本朝以农税为重，地方州县中农税占了九成以上，若朝廷继续放任，为商者日益奢靡，为农者日益贫困。下官此去应天，可否在此事上有所作为，还请阁老示下。”
林延潮不置可否，对一旁毕自严道：“南直隶赋税之重在于苏州，听闻景会曾任苏州推官，苏州府赋税如何？”
毕自严道：“回禀阁老，自万历六年，苏州府实行一条鞭法后，政本为之一清。如糙米，小麦定以四石折银一两。粳米，糯米定以一石七钱。一匹绢折银七钱。夏税三万两，秋粮六十五万两。”
“至于钞关上，原先朝廷以每钞钱十贯二十文，折银七分。而今一千贯不过折银六钱。而古钱一千文折银一两六钱，嘉靖钱一千文折银二两五厘，合计钞关税为六万五千两。”
“至于盐税不过四千两，杂课也不过两千两百两，还不如徭役折银十一万五千两，朝廷以每石两厘六毫摊派。苏州府合府税赋一年达九十万两，但钞关，商税，加上盐税一共不过七万两。”
李汝华对毕自严有些刮目相看，此人实是干吏。
李汝华道：“正如毕大人所言，朝廷的商税有禁榷，关津之税，市肆之税，为何苏州府之商税去除钞关外如此之少。其因在于天下州府之中，唯独苏州一府不收市肆门摊税。”
林延潮明白，李汝华暗指苏州织造孙隆。
这一次天子开征矿税后，孙隆一人身兼苏，松，常，镇四地税监。
苏州当时的规矩是只征行商，不榷坐贾，商税的大头靠浒墅关钞税六万五千两撑着。
孙隆任苏州织造多年，与百姓一直相安无事，还多次请天子宽免苏州织造。但天子也是缺钱急红了眼，下令孙隆开征商税。
得了天子之命后，孙隆即对苏州商贾收市肆门摊税。
要知道苏州乃天下最富庶之地，一年商业流通金银达几千万两，若真要征收营市肆门摊税，少说一年可得几十万两。
但不知是孙隆太贪婪，还是下面人乱来，他们制定的商税极高，肩挑步担，十抽其一；各色店铺，十抽其二；机坊则十抽其三。
此举顿时遭到了苏州织户的反对。
因为织户本就承受着织造重役，每年机户就要为织造局提供丝绸作为皇家之用。
孙隆再对织户征收商税之下，导致了苏州织户起义。
当时苏州有一织户名为葛成苦于催征，于是决心举事。他振臂一呼，顿时得到千人响应，万人支持，将孙隆手下的税官税吏杀了不少，孙隆一把年纪了不得不**逃离苏州。
此事一出，官府派兵镇压准备收罗起事百姓，葛成却主动自首，出面一人扛下所有。
苏州全部士绅百姓联名上疏为葛成求情，甚至申时行也来信再三过问。迫于压力，苏州官府不敢处置葛成。
听李汝华这么说，林延潮看了对方一眼道：“抚台所指是进来苏州府税监之事吧，此事本阁部略有耳闻，这以往农民起事，朝廷都要追究地方官之责，再行安抚，那么机户起事朝廷就不问责任，也不安抚百姓？民者，国之本也，不论是桑农，还是机户都是四民之一，皇上的子民，我等为官当一视同仁，心中不能有丝毫偏移才是。”
李汝华离椅躬身道：“阁老所言极是。”
林延潮伸手示意李汝华坐下，然后笑道：“如李抚台所言苏州的商税每年经手几千万，朝廷却不能征一文，以至于国库税入少了这么大一块，此事朝廷绝不能坐视不理。但是要如何催征？如今此法行不行？这些又另当别论了。”
李汝华闻言大喜道：“启禀阁老，这些年来苏州徒有重赋之名，却没有重赋之实。当时一直以来苏松地方官员在朝廷为官太多，一旦要对苏州府征收商税，恐怕难以成事。”
李汝华此话说的是事实，明初时朱元璋就对苏松实行重赋，然后还规定了浙江、江西、苏松人不能在户部任职，据说此举是生怕有苏松的官员有私心。
即便如此，朱元璋还是不放心还在圣训了加了一句‘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但太祖千算万算却没有想到，苏松田赋虽极重，但还是在商税上钻了他老人家的空子。
所以苏州徒有重赋之名，却没有重赋之实。
至于太祖防了苏松官员不能进户部，却不能防其他，远的不说，就说近的，申时行，王锡爵这两任首辅都是苏州人士。
这时毕自严突出声道：“阁老可向皇上建言废除苏州织造，如此换取朝廷上下通过对苏州征收商税。”
李汝华闻言身子，第二度对身旁这名粗犷大汉刮目相看。
毕自严缓缓道：“国初时岁造一年不过一千五百余匹，到了天顺年间已加增至七千匹，至今上亲政后岁造增至万匹，如织彩大红纱一匹值银十五两，但织造局命苏州地方官府只给银六两五钱一匹。其中为中官盘剥无数，以至于苏州机户几无喘息之地。”
“下官以为可以免去苏州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