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丰监在通州静海县，之所以把盐监设在这里，是因为整个通州几乎全都是盐场，海边的薄地，种粮食是不收不了多少的。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盐场，所以老百姓也一直以晒盐和打渔为生，盐场并不是朝廷办的，朝廷设置的盐监只是管理这些盐场，并按照固定的价格强制从盐场收购成品海盐。
这样的盐证其实给朝廷省下了不少管理盐场的人手和费用，至于下边盐场主如何赚钱，朝廷是不管的。
静海县东南二十里长江边有江口镇，镇上便是官办船场的所在了。
杨怀仁的了解里，北宋前半段是有海禁的，直到神宗元丰年间才开放海上贸易，算起来距今不过十五六年而已。
但杨怀仁同时了解到官办船场其实从仁宗庆历年间就有了，也曾经辉煌了三十年，直到最近十来年，才逐渐衰败下来。
这两件事明显是相互矛盾的，既然从仁宗庆历年间到神宗元丰年间大宋的有海禁的，可为什么偏偏一个专门制造海船的船厂却能辉煌？
反倒是开了海禁之后了，船厂又渐渐衰败了呢？杨怀仁认为，这种矛盾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某些历史学者把大宋以及之前汉唐时的海禁方式和明清时的海禁混为一谈了。
明朝虽有郑和下西洋，但之后并没有让明朝成为海洋大国，反而开始逐渐开始全面海禁，到清朝，更是进入了闭关锁国的时代。
而之前的汉唐宋元时期，所谓的海禁和明清的海禁含义上有所不同。
有些历史学者认为，很多正史野史的记载里，都有记录宋朝海禁法律颁布的记叙，也确实直到神宗元丰二年才废除海禁法令。
但这应该是文字理解上的偏颇了，因为从同一时期外国历史的记载，比如当时中东地区的历史记载来看，大宋仁宗年间就有大批商船开始海上贸易了。
全球通史研究里，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论是东南亚部分历史记载还是印度洋沿岸的印度、阿拉伯以及东非部分国家历史的记载里，也证明了大宋在当时是海贸大国。
甚至在神宗元丰年之后，大宋的海商商队开始超过大食商人，成为海商贸易的第一大群体。
明朝郑和下西洋里最大的旗舰是五千料大船，但国外历史里记载的宋朝海贸大船里，有明确记录的超过五千料的大船就超过七艘之多。
种种事实证明，宋朝的海贸是非常发达的，所谓的海禁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这么理解的话，再回头仔细去看咱们的历史，就发现大宋的海禁不是禁海，而是禁人和禁货。
禁货很好理解，就是某些物资，朝廷是禁止进行海上贸易的，和当时路上贸易有禁货清单应该是类似的道理。
而禁人，则是在海上贸易的初期，朝廷只允许指定的商人进行海上贸易，并设置市舶司进行有效的管理，对于百姓私下里的海上贸易是禁止的。
也就是说，朝廷对海上贸易走私的禁令相对严苛，但正常的海上贸易还是给宋朝带来了不少的税务和财政收入的。
仁宗时设置市舶司，就能证明从仁宗时期就有了海上贸易了。
第二个原因，朝廷官方的造船厂之所以衰败，便是经济效益的推动下，海商需要大量的海贸船只，指望官办造船厂已经不足以解决船只短缺的困难。
于是民办的造船厂开始出现，在大量的资金投入之下，民办造船厂高价从官办造船厂挖走了大量的造船工匠。
最后造成了民办造船厂越做越大，官办造船厂反而因为没了订单而被挤垮的矛盾鲜香出现了。
杨怀仁想到这里，反而能理解了，后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经有一段时期出现了国营企业干不过私营企业的现象，民营小企业干趴下国营大厂子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
其实这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正常的现象，企业生存其实不在于企业大小，谁的生产效率更高，谁就能存活下来并继续发展。
杨怀仁一行人这次来利丰监船厂考察，杨怀仁的目的很简单，如果船厂还没有废弃，投入一些资金让它还能继续造船就行。
如果已经废弃了，只好把对船的需求交给民办船厂来满足了，之所以必须来利丰监船厂看一眼，实在是杨怀仁觉得一个好好的船厂就这么废弃了，真的太可惜。
造船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将来海上贸易要全面发展，就需源源不断的海船供应，把造船的任务完全交给民办船厂，似乎对国家也不是很有利。
杨怀仁来到江口镇的时候，发现江口镇镇子很大，但却非常的萧条，镇子上建筑很多，但人却很少，大部分民房已经废弃，主街上的商铺也关闭了一大半。
剩下的镇中心还有些人出现的地方，也是附近村子的一些渔民，用家晒好的鱼干来换取些米粮等东西罢了。
杨怀仁面露遗憾之色，岑孝年赶忙出来解释道，“江口镇的诞生，就是依托利丰监船厂的。
利丰监船厂最风光的时候，船厂里有上千名造船工匠日夜忙碌，他们的家人便住在江口镇上。
镇上生活了几千上万人，自然会非常热闹，当时各路海商也汇聚到这里来，催着船厂加紧给他们造船，不少小商人看到了江口镇未来的繁荣，也纷纷来到这里开设店铺。
可好景只维持了三十来年，海禁法令彻底废除后，民间造船业开放，一些大海商